样，毛泽东这位魁梧伟岸的美男子，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对女人的需求，也要谈婚论嫁，也要延续血脉。 <div class="rich_media_content js_underline_content defaultNoSetting " id="js_content" style="-webkit-tap-highlight-color: transparent; margin: 0px; padding: 0px; outline: 0px; color: rgba(0, 0, 0, 0.9); font-size: var(--articleFontsize); overflow: hidden; text-align: justify; position: relative; z-index: 0; font-family: " pingfang="" sc",="" system-ui,="" -apple-system,="" blinkmacsystemfont,="" "helvetica="" neue",="" "hiragino="" sans="" gb",="" "microsoft="" yahei="" ui",="" yahei",="" arial,="" sans-serif;="" letter-spacing:="" 0.544px;"="">

      和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以及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不一样，毛泽东这位胸怀天下的大丈夫，对女人的爱情又有其特殊的意义。

      毛泽东一生写给杨开慧的爱情诗有三首，第一首是《虞美人·枕上》，第二首是《贺新郎·别友》，第三首是《蝶恋花·答李淑一》。这三首爱情诗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感情的积淀，一首比一首深沉厚重，一首比一首催人泪下，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爱情三部曲》。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爱情主要有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罗曼蒂克而又富于个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中国妇女受封建礼教的束缚，从出生开始就没有什么人权和自由，必须遵守三从四德，也谈不上什么爱情不爱情，婚姻大事一概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挑起走。类似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为爱殉命的祝英台、誓死不嫁的刘兰芝、决意不从的杜十娘那样的烈女，在封建礼教看来，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妇女也可以像男人那样走出家门，上学读书，寻找工作；可以具有新思想，追求新生活，接受新文化；可以自由恋爱，自主结婚，自选道路。正如《娘子军连歌》所唱的那样：“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共产主义真，党是领路人。奴隶得解放，妇女要翻身。”

       书香门第出身的大家闺秀杨开慧，就是新时代的新女性，就是新文化的新青年。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认识比自己小8岁的杨开慧。毛泽东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去老师杨昌济家请教学问，同去的还有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同学，后来又成立哲学研究小组。每当这些意气风发的知识青年登门求教，豆蔻年华的杨开慧总是搬一条小板凳，悄无声息地坐在旁边，听他们海阔天空，谈天说地；讲治学之道，论做人之理；回顾历代王朝兴亡，探索救国救民道路。

      毛泽东伟岸雄俊的形象、英气勃发的气质、功底深厚的学养、振兴中华的豪情、纵横捭阖的宏论，深深打动了少女杨开慧那一颗纯洁而挚热的心。正如后来她在日记里所说：“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1918年，杨昌济举家迁往北京，在北大担任伦理学教授。就在这年冬天，25岁的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也来到北京，窘迫困顿中的毛泽东与杨开慧再次相遇。毛泽东惊讶地发现，当年天真活泼的小师妹，已经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北京重逢以后，一往情深的杨开慧和一如既往的毛泽东恋爱了。

      年轻人的初恋总是富于罗曼蒂克的情调。在恋人眼中，自然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美好，那么温暖浪漫，那么诗情画意。初恋也是人生中最珍贵最难忘的情感经历。1936年，已经率领红军胜利到达陕北的毛泽东，有一次向斯诺回忆自己和杨开慧的初恋时，说他的初恋是在“一片冰雪的世界里萌发的”，并且描绘了寒冬腊月的北京景色：“在公园里和故宫广场上，我看到了北京的早春。当北海仍然结着冰的时候，我看到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在陶醉于初恋中的毛泽东眼里，为什么寒冷的冰封世界显得那么美丽蓬勃？除了天性喜欢亲近大自然以外，还因为与他一起分享雪景的恋人，就是18岁的姑娘杨开慧。

      试想，有一个年轻美丽而又知书达理的姑娘陪自己逛公园，赏雪景，溜冰场，谈人生，讲社会，说理想，那是一件多么惬意多么浪漫多么幸福的事情！

       1920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组织“驱张运动”，曾多次到医院看护生病住院的杨昌济。杨昌济不幸病逝以后，毛泽东护送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到长沙东乡板仓。4-6月，毛泽东到上海继续组织“驱张运动”。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介绍杨开慧到福湘女子中学读书。从此杨开慧和李淑一成为同学中最知心的闺蜜。据李淑一回忆，1920年，杨开慧和毛泽东共同的革命志向和共同的斗争生活使他们产生了真正的爱情。有一天，李淑一和杨开慧在福湘女中附近散步，杨开慧说她收到毛泽东的一首词，这首词就是《虞美人》。

      毛泽东和杨开慧都是具有新思想、追求新生活、充满革命激情的知识青年。而恰恰是这些有思想、有志向、有激情、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往往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立的人格，甚至倔强的脾气。正如舒婷《致橡树》所言：“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毛泽东和杨开慧没有读过舒婷的《致橡树》，但显然具有《致橡树》所歌颂的这种纯洁高尚而又独立自主的爱情观。毛泽东打心眼里喜欢杨开慧这个小迷妹，杨开慧从骨子里又爱慕毛泽东这个大帅哥。但俩人的个性都很强，谁都不好意思先开口。正如杨开慧后来回忆说：“我们彼此都有一个骄傲脾气，那时我惟恐他看见我的心。”女儿家嘛，羞涩、矜持甚至倔强，都是可以理解的。最终还是毛泽东从北京护送杨开慧一家回湖南办完杨昌济的丧事，然后赴上海组织“驱张运动”以后，用诗歌形式表白了自己的爱意，俩人的初恋才升华起来。

      那个年代的知性女子得到情人以诗歌形式表白爱意的情书，是非常浪漫而甜美的事情。

       1920年冬，杨开慧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的毛泽东宿舍，不要彩礼，不坐花轿，不带嫁妆，不用媒妁之言，不行俗人之举，和毛泽东自由结婚。

      毛泽东的这封情书就是《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俱灰烬，剩有离人影。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首词最早见于1983年5月22日《解放军报》刊载的王瑾《从<虞美人>到<蝶恋花>》，后正式发表于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虞美人·枕上》是毛泽东唯一纯粹写个人爱情的作品，也是毛泽东最典型的一首婉约词。全词悱恻缠绵，哀愁不眠，忧心忡忡，泪雨涟涟。在诗中，往日那些悲天悯地的诘问、革命道路的探索、社会沉疴的改良等中国命运问题，似乎都暂时搁置起来了。

      开篇自问自答，孤独无眠的夜晚，忧愁到什么样子？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而是“江海翻波浪”。漫漫长夜怎么还不天明呢？寂寞难耐，只好起来，披衣坐在床上，百无聊奈地数着天上的寒星。

      等到天亮时，脑海中各种各样的念头都淡然离去，眼前只有离别了的情人的倩影。望着那渐渐西沉的一勾弯月，只有任凭热泪抛洒，以泪寄托思念之情。

      毛泽东的《虞美人·枕上》和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一样，都是中国文学史上写“愁绪”的经典之作。不同的是，前者抒发的是对情人的思念之愁，后者叹息的是对亡国的无奈之愁。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爱情还在继续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